Zou Chi 2014/10/30 發表於 • 生活 • 社會
偏見、權威、距離與否認，四大障礙讓現代人無法發揮同理心
如今，同理心已被承認是人類福祉的本質要素。同理心有助於建立人際關係，賦予我們生活意義，擴充我們的心靈視野，使我們用全新的角度來觀看世界與自己的生活。精神分析溫尼寇特（Donald Winnicott）表示，
「心靈健康的其中一項表徵，在於一個人有能力想像與精確地進入他人的思想、情感、希望與恐懼之中；同樣地，我們也必須能夠讓別人進入我們的心靈世界。」
如果同理心對我們有好處，如果同理心深植於我們的大腦中，我們為什麼不多用點同理心？理由是，我們面臨四個根本的社會與政治障礙，使得我們的同理心想像無法充分發揮。而這些障礙的名稱，正是偏見、權威、距離與否認。
偏見：貼標籤邏輯
看看下面這張照片，花三十秒全心投入去想像這照片的意義。你會怎麼描述照片裡的人？這張照片是在何時何地拍攝的？他的感受是什麼？他有什麼喜好或想法？
Photo Credit: 先覺出版
你對他產生一點想法了嗎？那麼，讓我來揭露這張照片的原始標題吧。這張照片由英國攝影師霍普金斯（Thurston Hopkins）於一九五一年拍攝，標題是「恩里斯．瓊斯，礦工，威爾斯國家劇院首席男高音」。
這個標題讓很多人感到吃驚。理由很簡單：絕大多數人對於他人都存有假定與偏見。我們很容易產生刻板印象，依照第一印象匆促做出判斷，儘管我們對別人的生活所知甚少，我們還是會隨便地把先入為主的想法套用在別人身上。我們會做出老掉牙的連結，舉例來說，礦工「沒有文化」，避險基金經理人高傲自私，或猶太人愛錢如命（這個偏見流傳了五百多年之久）。我們經常用一些集體性的標籤貼在別人身上，因而抹滅了他們的個別性，例如「草莓族」、「富二代」、「基本教義派」和「宅男」。這些標籤傾向於貶低他人，把對方放在一個方便的小框框裡，使他們的人性與獨特性，以及隱藏在外觀背後的個人故事難以被人理解。
這種刻板印象的結果，就是我們經常對他人有錯誤的判斷。我們可以舉澳洲小說家妮琪．珍麥爾為例，她回想自己在倫敦某個停車場的遭遇。
我想，我們全都有因為缺乏同理心而產生罪惡感的時候。我有。我感到慚愧……那是發生在五年前的倫敦。當時十二月，下午三點，天空罩下一層黑幕。晚了，變冷了。不高興？喔，是啊。一名穆斯林朝我走來，蓄鬍，穿著長袍。報章雜誌不斷地警告蓋達組織計畫在耶誕節發動恐怖攻擊，目標對準了來英國度過耶誕佳節的旅人。我就直說吧，當我看見這個人時，我心裡頭確實是有點顧忌的。我整個人變得畏首畏尾，甚至一度怒視對方。「妳需要我的停車票嗎，女士？」「你說什麼？」「我上面還有幾個鐘頭沒用完，但我現在要走了。請妳收下。」嗯，我被他和善的舉動嚇壞了。我看著這個好人的臉，這回我的態度相當適切。我看到的不是穆斯林，而是一個人，一個流露出慷慨與友善的人。
想一想，你多常在判斷他人時犯下明顯的錯誤，只因為你用偏見與刻板印象的扭曲透鏡看人。過去，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流浪漢，他整天瘋癲地自言自語，撿人家的菸屁股來抽—我從沒想過我跟這個人的人生會產生交集。但有一天，我跟他說話（他名叫艾倫．休曼），發現他曾就讀牛津大學哲學系，我們因為擁有共同的興趣—尼采、馬克思與義式辣香腸披薩—而成為朋友。我有數年的時間無知地直接從他身旁走過，而未能早點跟他建立友誼。我還有更多的例子可說，足足可以寫滿這一頁。
一些受歡迎的心理學書籍，例如麥爾坎．葛拉威爾的《眨眼：不用思考的思考力》，認為我們其實非常善於對他人做出迅速判斷—例如我們在快速約會時，跟剛認識兩分鐘的人是否相合—因此我們應該更信任自己的直覺。但我們的直覺很容易受到社會與文化的假定影響。葛拉威爾坦承，「我們的潛意識可能與我們實際表達的價值觀格格不入。」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白人常說他們對黑人沒有偏見，但實際上卻不是如此：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各種工作的白人雇主總是會刁難黑人應徵者。
或許，最陰險的刻板印象是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無論在非洲、印度還是澳洲，「文明的」白人都比「野蠻的」非白人優越，大英帝國就是建立在這個殖民主義觀念之上。納粹建立了「次人類」這個種族類別，並且將猶太人與吉卜賽人歸到這個類別裡，實在令人髮指。刻板印象依然是當代政治的主要元素。在澳洲，各黨派的政治人物經常把尋求庇護的人稱為「非法移民」，完全無視澳洲難民委員會與聯合國指出這是個不精確的詞彙，因為尋求庇護者跟非法移民毫無關連。根據澳洲政治語言專家唐．華生的說法，政治人物使用像「非法移民」這些詞彙，是為了貶低尋求庇護者與難民在民眾眼中的地位：
如果你想剝奪難民的公民權，讓民眾認為他們沒有權利，那麼就不斷地稱他們是「非法移民」。如果進到你的腦子的第一件事是某種偏見，那麼除非你把那些陳腔濫調移除，否則你的腦子再也裝不進其他的東西了。所以，如果一直有人在你耳邊說這些人是「非法移民」，那麼這一定會讓你把難民當成非法移民。這也會讓你無法產生任何的同理心，人們也不會想像自己的家人或許有天會成為尋求庇護者。
所有刻板印象都有一個共通點，無論它是政治、宗教、民族主義還是其他力量的產物，那就是它會抹滅人性，去除個別性，使我們不去注視對方的眼睛，不想知道對方的名字。結果是創造了一個同理心難以穿透的冷漠文化。
權威：平凡的邪惡
除了偏見外，同理心最大的障礙之一是人類傾向於遵從權威。縱觀歷史，那些涉及屠殺、種族滅絕與其他權利侵害的人都辯稱，「我只是依照命令行事」。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阿道夫．艾希曼，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設計者，他在一九六一年受審時宣稱，他不需要對這件事負責，因為他只是「聽命行事」。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中，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指出，艾希曼不是精神病患也不是怪物，而是個相當典型的個人，他「完成他的職責」，他「不僅是遵從命令，也遵守法律」。根據鄂蘭的說法，「艾希曼帶來的問題是，有許多人跟他一樣，這些人既非精神異常，亦非虐待狂，他們是，而且依然是，正常得令人心驚的一般人。」這個態度體現了鄂蘭所謂的「平凡的邪惡」。
納粹德國是例外的年代嗎？還是說遵從權威其實是個普世的人性特質？心理學家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想找出解答。在艾希曼受審那年，他進行了社會心理學史上爭議最大的一場實驗。米爾格倫邀請康乃狄克州紐哈文耶魯大學的學生與當地居民參加一場實驗，他們被告知這是一項關於懲罰對於改善記憶力與學習有何效果的研究。在身穿灰色實驗服的「實驗者」指示下，每個參與者擔任「老師」的角色，並且被要求要念出詞彙，例如「粗臂」與「黑幕」，而這些詞要讓另一間房間的「學習者」聽到。如果學習者在複述這些兩個字的詞語時出了錯，老師就會受到指示，對學習者進行電擊。答案每錯一次，電流就會加強。整個實驗完全是假的：學習者是演員，他們並未受到電擊，但參與者在實驗結束後才會知道這件事。當參與者對於按下開關感到猶豫時，實驗者會說：「完全依照程序做是很重要的。」或說：「你沒得選擇，你『必須』按下開關。」
實驗的結果令米爾格倫難以置信：百分之六十五的人依然按下開關，即使當時他們聽見學習者的疼痛叫喊與懇求實驗停止，或者聽見他們說：「實驗者！夠了，讓我出去。我心臟有毛病。」實驗開始才兩個月，米爾格倫就做成結論：
結果令人吃驚也令人沮喪……不久之前，我還天真地以為，就算美國出現邪惡的政府，恐怕也無法在美國徵集到足夠的道德低能者來充當死亡營的人手，如德國那樣。現在不同了，我開始覺得光是紐哈文就可以找到足夠的人員。有相當比例的人會依照指示去做，他們不管行為的內容，也不管良知的掙扎，只要命令來自於具正當性的權威，他們就會依令行事。
「米爾格倫實驗」經常被引用來做為證據，說明同理心很容易遭到遵從權威壓制。然而，我們必須謹慎，不能這麼倉促地做出結論。首先，姑且不論結果，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參與者違反了實驗者的命令，在實驗結束前走出實驗室，他們不管自己是獲得報酬而參與實驗，也不管指示是出自那些看似正式的研究人員，而且這些人員還來自學術地位崇高的耶魯大學。再者，當米爾格倫稍微調整實驗之後，結果就出現巨大的變化。當實驗地點從莊嚴的耶魯實驗室移到城鎮附近的辦公室時，遵從命令的數字就從百分之六十五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八。
當參與者可以看見隔壁房間的學習者時，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中斷實驗，當懲罰需要實際將學習者的手按在電擊板上時，這個數字升高到了百分之七十。當參與者旁邊跟著兩個演員假冒是參與者在實驗中擔任老師，而且這兩名演員不遵從實驗者的命令時，百分之九十的參與者也會抗命，因為連帶感使他們更有信心違反權威。就算遵從命令，這些參與者每個人都充滿不安—許多人咬著嘴唇，隨著實驗進行，有些人甚至發出痛苦的呻吟。有些人反倒是產生更強的同理心：當指示者要求提高電流強度時，有人回答說：「我認為不應該增強，那個人已經受夠了，要是我一定受不了。」說完之後他馬上中斷實驗。
隨後還有一些心理學家重複了這項實驗，他們的結果使我們對米爾格倫實驗抱持保留的態度。有些心理學家得出同樣遵從命令的程度，但有些不是。在美國進行的幾次實驗顯示遵從率並未達到百分之六十五，而是只有百分之三十。在澳洲的實驗則是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參與者遵從命令，如果參與者清一色全是女性，則降到百分之十六。
這些實驗產生的結果差異極大，說明了遵從權威並非人性的內在特質，而是對環境與文化的高度感受。事實上，米爾格倫自己也這麼認為。他表示，「這個世紀的社會心理學給了我們一個重大的教訓：人的行為決定，與其說是人本身，不如說是人面對的處境。」但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同意，絕大多數人確實具有遵從權威的傾向。我們從小就必須聽從父母與師長，隨著我們長大，我們也逐漸吸收遵從的文化，總是有人告訴我們要「守法」「守規矩」或「端正自己」，無論在工作場合還是在足球比賽裡都是一樣。我們輕易地將屈服權威內化成自身的一部分，而放棄了原有的同理心本能。高同理心人士之所以特別，就在於當同理心召喚他們時，他們願意且有能力反抗權威。
距離：無法看見自己的行為後果，所以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地球似乎越來越小。根據都市傳說，人與人之間只存在著六度分隔（只要透過六個人，就可連結全世界任何一個人）。今日，在網際網路、手機、衛星接受器所構成的全球網路下，人類全體的緊密關係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名年輕女性在開羅抗爭時被殺，不到幾小時，在推特與其他線上平台的傳播下，世界各地已有數十萬人看過她的照片與知道她的名字。
然而，空間距離依然是傳布同理心的障礙。當我們不認識對方，當對方的生活離我們很遙遠而且陌生時，我們很難點燃內心對他們的關切。許多哲學家，其中包括辛格，認為距離不應該影響我們的道德判斷：我們面對非洲饑餓的兒童，應該如同在我們住家附近的公園看到溺水的孩子一樣，立即伸出援手予以拯救。但是，其他的思想家認識到，在現實上，距離確實減損了我們的道德關注。十八世紀亞當．史密斯就提到這點：
假設廣土眾民的中國，突然遭受大地震的侵襲。再讓我們假設，歐洲有個充滿憐憫之心的人，雖然他與中國毫無關係，但在聽到消息，知道地震在中國造成龐大的人命傷亡時，他也不禁—這完全出於我的想像—對那些可憐的災民感到哀傷與難過，他會哀嘆反思人生的禍福無常……而當這段深刻的思索結束，當心中的愁悶獲得抒發，他會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或者追尋自己的快樂，好好地休息一陣，或者從事別的活動轉換心情。他會跟過去一樣平和安適，宛如什麼事都沒發生過。最微不足道的災難落在他頭上，那可是真真切切的痛苦。如果他明天將失去他的小指頭，恐怕他今晚怎麼樣也睡不著；然而，如果他未親眼目睹，那麼即使是數億人的死傷也無法打斷他的鼾聲與清夢，即使是驚人的房屋財物損失，也無法讓他的目光從自身的細微不幸移開。
一切都將如常。無論是中國的地震，還是非洲之角數百萬人瀕臨餓死，大多數人會發現，自己很難被新聞播出的遠地悲劇事件所打動，進而採取行動。同樣地，當距離使我們無法看見自己的行為將帶來什麼後果時，我們也就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一九四五年八月在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的飛行員，從未看過那十四萬名受害者的臉，而他日後還說，他執行這項任務，毫無罪惡感也無悔意。
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最強的道德與同理心紐帶表現在家庭以及和我們距離最近的社群成員身上（當然，有些人與自己的父母、手足情感淡薄）。我承認，我關心自己的雙胞胎子女更勝於中國最近地震的眾多災民。這也許正是孔子的「仁」如此吸引人的地方，它符合我們的本能。孔子認為我們應該對自己的血親負有最大的倫理義務，而這項義務會因為親疏關係而漸次減少，例如最重要是家人，然後是朋友與鄰居，然後是整個社會，然後是全人類，以此呈同心圓擴散出去。位於最外圈的人，我們的同理心是最少的。我雖然不同意這種倫理原則，但我相信在實踐上這是最符合絕大多數人具體經驗的倫理描述。
不過，距離不只是一種空間現象：「社會距離」對同理心連結也會造成障礙。舉例來說，對於跟自己社會背景類似的人，如教育、種族或宗教，我們會投以較多的同理心。科學史家霍尼希鮑姆（Mark Honigsbaum）表示，「同理心非但不能指出正確的路，反而讓我們迷失。法官總是偏袒白領罪犯，因為他們的社會背景一樣。」這種現象反映在現實上，我們很可能無法對社會地位與我們相差太遠的人產生同理心，即使他們就住在我們隔壁。這是為什麼高同理心人士努力想克服這層障礙，在面對自己所屬「小團體」以外的陌生人時，他們也願意注視他們的眼睛。
除了空間與社會距離，第三種形式，也就是「時間距離」也弱化了同情心的可能。我們擔心自己的子女或孫子女的福祉。但這個紐帶關係如果延伸到曾孫子女，就會開始變弱，如果繼續延伸到一個世紀後與自己沒關連的人，則紐帶關係也就隨之消失。我們如何想像二一○○年時，一名居住在貝爾法斯特或孟買的青少年如何思考與感受全球暖化，而我們是否真的關心？要將自己投射到一百年後的人的生活並且體驗他們的情感連結，是非常困難的事。演化生物學家霍爾丹（J.B.S. Haldane）承認時間距離的問題，他半開玩笑地說：「為了我的三個孩子或六個孫子，我會快樂赴死，在所不惜。」我們的同理心穿透時光的能力仍處於初級階段，也就是心理演化的最初時期。這也許是人類在道德上最大的缺點。
因此，我們面對的同理心挑戰，就是要盡可能縮短這段距離，使在空間、時間與社會背景上遠離我們的人能接近我們關懷的範圍，使我們更容易以自身的想像來接近他們。
否認：過多資訊造成同理心疲乏
你有多常看著報紙上來自遙遠國家的饑餓孩子或者是戰亂下平民受害者的照片，卻毫無情感或同理心回應？對於這種現象的共同解釋是，我們出現了「同情心疲乏」或「同理心疲乏」，這是在大量令人沮喪的新聞報導與來自地球各地的影像轟炸下所出現的心理疲乏現象。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在提到「影像麻醉」時也描述了類似的事：我們看了太多饑餓枯瘦的孩子照片，最後反而看不出任何差別。以平克．佛洛伊德的話說就是，我們已經陷入「愜意的麻木」。
社會學家柯恩（Stanley Cohen）在《否認的狀態》中對於同理心疲乏給了較深刻的解釋。他認為我們是「否認文化」的產物，我們絕大多數人知道殘暴與痛苦的事實，卻阻斷這些事而不採取任何行動，「視若無睹」，我們可以這麼說。「人、組織、政府或整個社會所面對的資訊太令人震驚、威脅或異常，因此難以吸收或公開承認，」他寫道。「這些資訊因此受到壓抑、否認、擱置或重新詮釋。」我們生活在知與不知的朦朧地帶。
我們為什麼經常退縮到否認狀態，而不願發揮同理心？我們不想知道那些資訊，或許是因為我們對於自己享有特權的生活方式感到羞恥或罪惡。有時候，我們掉頭就走，是因為我們不想承認自己需要負責，也許是基於自己的行為，也許是自己的疏忽。人類特別善於編造方便的理由來保護自己，解釋自己為什麼不需要採取行動來減少他人的痛苦。舉例來說，我們也許憐憫孟加拉水患的災民，但我們告訴自己沒有理由採取任何行動，因為我們個人的行動無法解決這麼龐大的問題，而我們捐助的金錢也可能遭救援機構與腐敗的當地官員誤用。高同理心人士清楚地察覺到，這種推論是一種否認，可以免除內心的罪惡感或道德責任，而這麼做也會產生一種危險，它會讓推論者的同理心被侵蝕殆盡。
我所描述的這四種障礙—偏見、權威、距離與否認—是極為巨大的障礙。但我希望大多數人都能跨越，讓自己成為高同理心人士。為什麼我如此樂觀？我們必須了解，這些障礙本質上是文化、社會與政治的創造物，而非深植於人性的固有特質。這就表示，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我們可以找到方法來克服。我們也許在受教育的過程中被灌輸不少偏見，但我們仍有可能拒絕使用這些抹滅人性的標籤，更甭說把這些標籤貼在他人身上。同理心必須與權威的力量爭鬥，人類的歷史不是只有遵從，也存在著各種異見。當我們聽到異地陌生人的個人故事時，我們可以克服距離。我們可以面對他人的苦難，而非拒絕注視，我們必須發揮我們的內在力量、正直與好奇，以避免否認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