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重豪（曾任報社編輯、記者，現為自由文字記者）
因為「殺人魔」的現身，再度引發支持死刑與廢除死刑兩派的激戰。支持死刑派氣急敗壞的吼道：「犯罪者根本不配談人權！」廢除死刑派則彷彿訕笑著說：「你看，死刑根本沒有嚇阻作用！」
死刑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存在，兩邊從基本信念開始產生歧異。一方一口咬定刑罰的應報主義，以牙還牙是無庸置疑的正義實踐。另一方則舉起文明的大旗，指出重建社會與撫平受害者，應該優先於懲罰。
雙方爭著用最高層次的價值觀來互為否定，一如哥白尼信奉的科學與教會信仰的神學相互衝突一般。
其實任何公共政策的抉擇，最後都得如上述一樣回歸到內心的最深處。一如我們拒絕了國光石化，不只代表為了保護「低人一等」的白海豚而已，更在於寧願用經濟數字換取慢活的生活步調。政府推行十二年國教，不只為了減輕孩子的考試壓力而已，更在於期望下一代的天賦能夠更加海闊天空。
不過，在闡揚某種價值之前，如果沒有經過一連串俗不可耐的得失計算、利弊分析以及成本效益衡量等，並且確定自己能夠勇於承擔，那所有的表態都是隨機的、廉價的。
比方環境保護者可不可以忍受，封殺大型工業開發案後，不對不夠漂亮的GDP成長率高聲痛罵？國教的政策制訂者願不願意保證，當孩子進不了明星高中時，不會連夜將他送出國讀書？
另外，鼓吹台獨者能不能發誓，在台灣真正面臨砲彈威脅時，會心甘情願站上全體國人的最前面？公民不服從運動者有沒有辦法承受，在蓄意破壞體制之後，會乖乖束手接受法律制裁？
如果上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就代表在民主自由的社會，表態越容易，思考越困難。
除了承擔外，怎麼樣叫做思考呢？回過頭看看現存的政策、制度或法律，它們所以被創造出來，一定是為了解決某種恐懼感。例如那些不願獨立的人，或許是為了活命的需求；支持開發的人，是為了營生的需求；服從惡法的人，是為了秩序的需求。他們萬分驚恐，一旦失去這些最基本的條件，他自己，包括他的家人，就很難存活在這個世界上。
這些需求看起來都是極其平庸、世俗的，相當於馬斯洛需求層級的最底層：生理與安全。改革者當然可以譴責他們只圖苟活，像隻甘心被囚禁在籠裡吃飼料的膽小雞一樣，但問題就在於，誰能給他們免於恐懼的保證？
力主廢死的作家張娟芬就曾說，有一次她演講結束後，一位瘦弱秀美的年輕男生過來問道：「妳剛才提到假釋，那提早出獄的那幾年，怎麼辦？」張娟芬說，她永遠忘不了他單眼皮裡的殺氣，也說：「但願他的正義之怒，在某個時刻能夠柔軟下來。」
其實在我看來，那位男孩單眼皮裡藏著的，不是殺氣，而是恐懼，只是用殺氣來掩飾恐懼，一如多數人用看上去比較文明的「嚇阻犯罪」來掩飾對「報復式正義」的素樸渴求一樣。
因此，一旦欠缺足以令人信服的承諾，再多的道德呼籲，都無法根除人們與生俱來的怯懦，講白一點，就是「XX能吃嗎？」
所謂承諾，指的就是替代方案，它除了指向更美好的未來外，還要同時符合人們對「以牙還牙」及「嚇阻犯罪」的渴望。以下我就多事的提出幾種天馬行空的建議：
Photo Credit: David Fulmer CC BY 2.0
1. 終生監禁
殺人者，用瞬間且激烈的行動，否定了社會、文明與秩序，因此司法若欲將其永久隔離於人間，但又不剝奪其生命，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把他送回無社會、無文明、無秩序的一人世界，或者稱之為「原初狀態」，一如冰火島上的張翠山、殷素素、張無忌、謝遜。不過更慘的是，受刑人的生活是零社交、零資訊的。
國家可以成立「終生自然監獄」，挑選一片廣闊的山林、溪谷或海岸牢牢圍起來，再將園區等比例分成好幾塊，一區住一位受刑人，禁絕獄友互動，也不開放家人探訪，甚至不給他們時鐘跟月曆。
接著，由獄方授予基本的維生技術、基礎工具及材料，包括種田、畜牧、炊食、紡織、建築、簡單醫療等，還有有限的電力與自來水。不過最好給他們人力發電機，自己發電；如果當地有水源，連自來水都不必提供了。
至於監獄管理員，平時只要監視、巡視即可，除非緊急狀況或非外力介入不可，如罹患重病、發電機故障等，不然嚴禁與受刑人溝通。
正是「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的歲月，講到這邊，我們差不多可以想像，一個人如果過著沒有社交、沒有目標、沒有娛樂的生活，再孤僻的人，可能都會瀕臨崩潰。如果有人自我了斷，那就是他幾經思量後的最後選擇，也是他認為度過餘生的最好方式。若有人自得其樂，那我們也只能恭喜他，獲得最佳的精神狀態。
政府還要派人將他們的生活點滴記錄下來，製成「受刑人的獨居歲月」摺頁、專書、電影、微電影、紀錄片、電視廣告或部落格等，大力散播出去，盡量讓全世界知道終生監禁的況味，但記得弄得吸引人一點，不要跟「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政策宣導一樣，那嚇不倒我的！
2. 勞動力再利用
監禁一段時間後，受刑人應該已經形同活死人，這時候如果跟他說，多付出一點勞力，可以換取社交的機會，應該會比其他獎勵都還吸引人。舉個例，他可以把種的菜、養的豬、撈的魚、發的電、紡織的用品、砌築的建物、雕刻的木頭等等，分送到外部社會再利用。但切記不要鼓勵他做無意義的勞動，比方國軍最愛的掃落葉、寫報告、有獎徵文等等。
總之，受刑人付出的勞力，必須跟社會實益有所連結，而換來的獎勵額度會決定他可以接觸人類的頻率跟方式。
3. 贖罪與重生
當累積到足夠的額度，受刑人第一個可以通訊的對象是——受害者家屬，沒有別人！他如果願意，可以寫信給他們，對方如果也接受，自然能回信給加害者。但每通信一次，就用掉一定的額度，在累積到足夠額度之前，不能再有對話機會。
接著，書信往來一段時間後，雙方若心甘情願，獄方可以為他們安排會面，這將是受刑人與花草樹木蛇鼠蟲鳥相處多年來，見到的獄外第一人。
好了，受刑人有人可以聊天了，那家屬再次見到殺人兇手，會不會二度傷害？不過這邊先反過思考，如果將兇手斃掉，家屬心頭的傷痛是否會好一大半？
以人之常情，當然或多或少會寬慰一些，但一個月、兩個月、三周年、四周年之後，就再也沒有網友、媒體搖旗吶喊，為家屬分擔苦痛了，那還有誰能填補這股情緒的缺口？
假設加害者一直都活著，而且他們會面了，那加害者便成為碰觸家屬情緒的唯一媒介。他會跟對方聊什麼？或許從當初為什麼犯案開始，接著談一談自己的成長背景、生活經驗、做過哪些事，以及從這些人生經歷得到什麼感想，還有人生如果重來一次，會想怎麼過生活……
不過實際上，他可能會沉默，可能會自言自語，可能會胡說八道，總之他只要看到人就好。而且他的語言能力可能已經退化了，導致言不及義。不過這都無妨，反正上面這些問題的答案，早在他與日月星辰相伴的過程中，想過好幾遍了。
至於受害者家屬，可能會先唾罵、拳打腳踢或痛哭一頓，再收拾好情緒，與加害者展開對話。他可能會問，為什麼你要殺我的家人、你當初怎麼殺得下手、殺了之後有什麼感覺、你承不承認你禽獸不如、如果換你的親人被殺你會怎麼樣、你後悔過嗎、你在這裡過得怎麼樣……
但實際上，家屬或許還放不下當年那個血腥的畫面，對加害者也永無原諒的可能，所以見面的當下只是不斷哭泣、咒罵、憤恨，然後掉頭就走，結果什麼都沒對話到。
於是，受刑人可能開始思考，怎麼跟唯一能見到的人類說話。他開始練習培養誠意，想著怎麼跟家屬道歉，博取一點同情。他說不定努力思索怎麼彌補對家屬的傷害，例如利用身邊的素材做成禮物，定期向家屬表達歉意；或是寫下公開信，向社會大眾訴說自然監禁的心路歷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取得一點點跟人類社會的連結，於是百無聊賴的生活突然有了重心……
而家屬除了每年清明或生日到親人墳前上香，或是假日到教會禱告外，接受加害者的致意與自白，亦可能成為吸附傷口膿瘡的人工皮。
Photo Credit: Bill Strain CC BY 2.0
故事演到這裡，可能會有人說，這些人渣喪盡天良，怎麼可能做那種事？就算做了，也是虛情假意！再者，做這些有個屁用？當然我也得承認，這部劇本是非常一廂情願而且抽離的，亦是對人性相當虛幻的想像。
在這個想像中，人的腦海裡有一隻小天使跟小惡魔，無論他有沒有殺人，小天使永遠存在，只是氣虛與氣足之別而已。不過小天使並不代表慈悲、憐憫、仁愛之心，而是與人類正常交往的想望。
因此一旦關閉兇手與人類社會接觸的窗子，他才終於有機會擺脫缺陷的家庭、短絀的金錢、嘮叨的師長、惱人的警察、萬惡的毒品、高昇的慾火、無盡的嫉妒等等，所有那些看得順眼、看不順眼的一切，然後在沒有雜質的真空裡，向內心深處探索自己的渴求——或許是受到敬重、或許是擁有朋友，無論哪一種，都擺脫不了跟人類社會的連結。
而社會唯一能夠允許他重新接軌的可能，就只有贖罪了。他的餘生，就是用來不斷贖罪、贖罪、贖罪，沒有其他。而他所贖回來的人生，最多換得與外界或獄友聯繫的權利，而不是身體上的自由。
對家屬來說，對話，讓情緒的復原成為可能；我們所能復原的，真的也只有情緒而已。但如果對話能讓殺人犯承認自己的惡，並且願意找回曾經存在的一點點善，那麼既已犧牲的亡靈，也將披上了厚實的、愛的羽翼。
於是，刑罰的功能，漸漸從報復轉變為修復，從製造加害者的痛苦，轉變為彌補受害者的痛苦。支持死刑與廢除死刑雙方，也開始有一點點對話的可能。
以上這個憑空編織出來的「無痛式虐待」刑罰，是非常技術性的政策枝節，比起什麼人權、文明、兩公約、世界潮流等，位階跟價值層次都遠遠不如。不過膽小如我這麼揣想，如果廢死聯盟花了九十九分的力氣進入死刑犯的身世脈絡裡，就要再花一百二十分的精力進入死刑支持者的思考線路中。並且，不厭其煩的訴說：怎麼讓殺人者獲得應有的懲罰、怎麼讓人類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
恐懼、仇恨和愛一樣，都是人類的原形。又，關於死刑犯的書信，張娟芬手上有一大堆，在那邊，可以看到上帝造人的影子。